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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清算银行重磅报告警示全球三元风险水泥磨

时间:2022/07/13 20:10:08 编辑:

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全球经济增速萎靡不振,表面的就业增长反而凸显了生产率的持续下降,全球央行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宽松(QE)效力渐失后,负利率政策即刻跟进。然而,全球经济仍然风险重重。这背后原因何在?各国应该如何破局?

北京时间6月26日18:30,素有“央行中的央行”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(BIS)发布了重磅年度报告,警示全球正长期面临三元风险(riskytrinity),即生产率增速低、全球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、政策回旋空间收窄。这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诸多风险,因此BIS呼吁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。

更为重要的是,BIS指出,金融繁荣周期的资源错配是造成全球长期低增长的“幕后真凶”。BIS行长海梅·卡鲁阿纳(JaimeCaruana)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独家专访时表示,此前BIS曾做过一项涵盖20个国家、时间跨度为40年的研究,“金融繁荣周期中,信贷大幅增加,其间资源也往往容易转移到更为低效的部门中,这在无形中拖累了生产率增速。当危机随之而来后,金融繁荣周期中出现的资源错配更难以扭转,其影响可能会持续扩大,进一步打击生产率。”

BIS表示,在2008~2013年,发达经济体因此出现的年均生产率损失高达0.5个百分点,而这一损耗是永久性的。卡鲁阿纳建议:“尽管不可能完全规避这种周期,但我们的确能够减缓(mitigate)繁荣萧条周期,例如使得货币政策在盛衰周期中更为对称,并辅以财政政策以及宏观审慎监管。”

全球面临“三元风险”

BIS提及的“三元风险”实则环环相扣。

全球产出增速低于预期,2015年为3.2%,略低于2014年,且距离1982~2007年的均值相差不远。然而劳动力市场不断复苏(美国失业率降低至危机前水平),但是不断改善的就业和毫无起色的产出增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——生产率下降,而这也是BIS提出的第一元风险。

金融危机后,美国持续推行三轮QE,其私营部门持续“去杠杆”,因此金融周期发生了轮动。“金融周期不断向新兴市场轮动,新兴市场的信贷增速很快,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一周期已经开始成熟,而当去杠杆进程再度开始之时,这对于政策选择而言充满挑战。”卡鲁阿纳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。

例如,中国私营部门信贷增速很快,“即公司部门债务高企,但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规模仍然可控,中国公司债务约占GDP的160%,这一比例在2007年仍低于100%,可见债务增速十分迅猛。这是BIS此次提出的三大风险之一。”他表示。

至于政策回旋空间收窄这一第三元风险,则显而易见。例如,日本在扩大QE并实行负利率的情况下,日元仍然大幅升值,“安倍经济学”基本面临绝境,IMF更是建议将“三支箭”再射一遍。

此外,尽管7年来保持零利率政策的美联储此前称要开始加息,但此后其也暗示可能将推迟正常化进程。

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

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货币政策,BIS认为各国财政政策的空间同样有限,因此结构性改革已经势在必行,卡鲁阿纳称“货币政策已经负重过度(overburdened)”。“新兴市场的财政空间不断收窄,尤其是那些大宗商品出口国(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腐蚀财政收入)。”BIS指出,必须要加速推进再平衡进程,提振生产率,并确保合理地进行资源再分配。

此外,BIS也指出,新近一年来全球频繁、大幅的市场波动也证明了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逐步耗尽,起因是由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前景的担忧,尤其是中国经济放缓。

BIS表示,第一场动荡始于2015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市场暴跌,此后暂归平静;紧接着第二波始于2016年初,1月时全球遭遇了最为严峻的恐慌性抛售,人民币较大幅贬值;短期恢复平静后,紧接着在今年2月中国春节休市期间又出现了另一轮剧烈波动,这次海外银行业站在了风暴中心。触发因素包括,银行业盈利不及预期、各界对于CoCo债券(或有可转换债券)监管不确定性的担忧,以及在负利率环境下对银行盈利的担忧。

此后,市场趋于稳定,资产价格不断走高,资金又开始重新回流到新兴市场。BIS认为,这种平静和波动的轮换在金融市场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在波动周期结束后,多地股市都有所下挫,即使是市盈率(PE)仍保持在较高水平;信用利差不断扩大,尤其是能源部门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;美元对其他多数货币升值;债券长期收益率跌至新低。

缓解金融周期冲击

此外,BIS此次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政策建议,即提出各国应该试图缓解金融周期轮换对于经济造成的冲击。

危机对于产出造成了永久性的打击。正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过度依靠货币政策,而不及时推进结构性改革、改善资源分配,因此至今增速仍然萎靡。此外,这种货币政策更是产生了全球效应。

BIS指出,眼下,这个金融繁荣周期向新兴市场轮动。BIS测算得出,从2009年到2015年第三季度,非美地区非银部门美元计价信贷增长了50%,总计达9.8万亿美元;新兴市场非银部门信贷增速翻番,达3.3万亿美元。

更关键的是,在此期间,大宗商品价格(尤其是油价)的上涨更是促进了上述发展。此外,BIS指出,中国一直是主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国,其在危机后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,这进一步促进了其需求,因此也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;另一方面,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更加推高了商品价格,这时大宗商品出口国的金融繁荣周期得到强化,其也获得了更多外部流动性。

“然而从去年开始,我们明显发现,一切都在逆转。新兴市场的金融繁荣周期开始成熟。”BIS指出,这表现为美联储启动加息、美元走强、油价暴跌。2016年以来,上述冲击有所缓解,但一切只是暂时的宁静。

因此,卡鲁阿纳也对本报记者表示:“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规避这种周期,但我们的确能够减缓繁荣萧条周期,例如使得货币政策在盛衰周期中更为对称(即不在繁荣期过度宽松),辅以财政政策以及宏观审慎监管,”他表示,如果能在金融繁荣周期里有所克制,那么在萧条时便不会如此措手不及,“我们可能也不需要那么低的利率,BIS并不认为当前的低利率是一个新的均衡,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应对金融繁荣和萧条周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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